梁思成为何是“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梁思成为何是“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榆林古建手绘,塑料古建彩绘,黑色古建彩绘作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的重要先驱者，一代大师梁思成不辞劳苦、行遍大江南北，开创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河。人们也许已惯于将他那些或真或假的风花雪月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却难免忘记其竭尽半生为民族建筑所做的贡献。时值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时尚芭莎艺术带你走近这位中国建筑史学宗师。

　　“中国古人从未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但像在西方一样，建筑一直是艺术之母。正是通过作为建筑装饰，绘画与雕塑走向成熟，并被认作是独立的艺术。”

　　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最初投入建筑门下其实始于无意。上世纪初，国内尚未把建筑视作艺术，更无“建筑史学”一说。而连建筑学科是什么都不清楚的他只因热爱绘画，继而选择了这门专业并远赴重洋求学，对建筑的“情根”由此种下。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每日的熬更守夜、读书绘图之余，梁思成偶然接触到教授阿尔弗雷德·古米尔的西方建筑史课程，大为触动。欧洲各国经由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古建筑历史脉络清晰、体系完备，他沉浸于历代大师与匠人们铸就的伟大作品中，却又一时恍惚——中国作为纵贯千年的东方古国，为何在建筑史册上独缺一隅？

　　国内历代学者将文化讨论拘于诗文书画的传统观念已久。建筑向来被视为“匠作之事”，难与历时弥久的传统艺术相提并论，也无人系统研究其历史，古籍中关于建筑学的术书有且仅有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部鲜有人能读懂的“天书”。

　　与之相反，彼时的日本学术界已然开始注意到中国建筑研究，著名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人以充分的文献与实物调查驳斥了西方对中国建筑的偏见。梁思成对此深感忧虑：“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历史之为贵者，是因记述过往史实作为后人的学习与借鉴先师，建筑文明与技术也不例外。由此，毕业后的梁思成决心投身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并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后半生。

　　梁思成曾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言明：“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中国营造学社于1930年由建筑学家朱启钤正式成立，初期以《营造法式》与《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部晦涩难懂的古建筑巨著为核心，专注于文献研究。

　　深受上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折衷主义及现代主义建筑主张影响，梁思成认为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与现代建筑理念更为契合，并强调在古籍之外对古建筑进行实地调查测绘的必要性。

　　以1932年的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为起点，直至1939年对川康地区（今四川及西藏东部区域）的古建筑考察，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团队先后测绘、拍摄两千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足迹遍布中国15省200多个县。

　　值得称道的是，在真正踏入田野前，梁林二人早已通过充分且扎实的学术研究描绘出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完整框架，以及建筑物与设计的基本特征。

　　从梁思成的研究与总结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材结构为主，两根立柱与两层以上的横梁构成一副梁架，以横木在每两副梁架间相互牵搭、构成“间”来承重。这一结构原则被西方应用于现代钢筋混凝土构架或钢骨架结构，而中国建筑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有所呈现。

　　单座建筑主要由下部的台基、中段的房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三要素构成。其中，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的“斗拱”成为建筑最显著的重要特征之一。

　　诸如此类的特征一脉相传至近代，被梁思成视作“中国建筑的文法”——“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如同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建筑有其为匠师们所遵从的规则，由各种等同于“词汇”的风格、手法组成。在“规则”的大框架下，同样能玩出更灵活多样的创作，为不同情境与不同需求塑造类型各异的建筑。

　　直至在川康的最后一次田野调查，恶劣的气候与生活条件、学社经费的缺乏及战争的影响都对实地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林徽因身体每况愈下，病来如山倒，只剩梁思成一人撑起整个团队研究与家庭生计。然而，即便面对如此贫病交加的现实，他也未曾想要半途而废。

　　1944年，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较为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完书，与之对应的英文版本亦于同年完稿。将民族精神贯彻始终的梁思成终成中国建筑史界“开天辟地”第一人。

　　在如此成就之下，回顾梁思成的家庭背景与童年，令人感叹他可谓“出生在终点线上”。父亲梁启超作为如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深谙因材施教之道，对子女严格要求的同时也与他们保持朋友般的平等与亲近，既为其前途尽力做周全安排，也会反复征求他们意见、尊重每人的兴趣和理想。

　　梁父在坚强奋斗与潜心钻研的学术精神之外，还始终保有乐观与风趣的态度，悲观与厌世等词语从未存在于他的人生词典中。言传身教之下，梁思成也沿袭了这一精神。据其世交挚友张锐回忆：“思成心灵受其陶冶最突出的，一曰好学不倦，二曰赤子之心。”

　　因而于学术上，他并未成为只懂得沉迷书海的无趣学究，而是精通多项技能——极擅钢笔画，曾任《清华年报》美术编辑；且酷爱音乐，在课余学奏多门乐器，实乃当之无愧的“斜杠艺术家”。如此包容的学习环境放诸今天，想必也会令不断被“内卷”的当代年轻人与被家长“鸡娃”理念裹挟的孩子们羡慕不已。

　　从师承到传道授业，这样的教育环境与成长方式对梁思成的教育理念也影响深远。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建筑师要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哲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等各类学科都对其有所助益。因此，在对清华大学营建系（即建筑系）的教学计划改造中，梁思成结合理工与人文，重视艺术历史课，并使艺术训练与创作实践相互配合。本质上，他希望培养出的建筑师是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建筑史今天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要很活跃的、有充沛的体力、会动脑子、有研究才能、能把问题搞清楚的人。绝不是别人把一件古董摆在你面前，让你坐在那，慢慢地去品味它。”梁思成以超越时代的建筑教育视野与对学生们尽心竭力的爱，为中国建筑界留下桃李满园。

　　梁思成曾说过：“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与其他建筑史学家不同，他并未将自己局限于古建筑研究，而是在融贯东西的基础上把新建筑与古典美学意趣相结合，并始终关切着中国现代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新学科的发展。